每次看到大洋彼岸在基础科技领域取得颠覆性突破，从苹果到OpenAI，而我们似乎仍在“应用创新”的赛道中激烈内卷时，一种普遍的焦虑与不甘便会涌上心头。一个常见的归因是：“都怪环境约束太多，管得太死！”
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远非事情的全貌。将一切简单归咎于外部政策，或许是我们对自己最温和的逃避。
1. 政策：“风险清零”逻辑下的创新规训
我们的监管逻辑，其内核往往是 “风险清零”。它倾向于将新兴技术视为潜在的“不可控变量”，任何可能冲击金融稳定、社会共识或数据安全的创新，在其萌芽阶段就会面临严格的审视与规制。加密货币、匿名社交等领域的历程便是例证。这套体系的优先目标并非扼杀创新，而是规训“颠覆”，确保新技术不会成为冲击现有秩序的“炸弹”。因此，在需要“野蛮生长”、试错空间极大的前沿探索领域，我们会感到束缚；但在目标明确、需要集中力量攻坚的领域（如新能源、高压输电），这套体系却能展现出惊人的效率。
2. 生态：稀缺的“疯狂梦想”与“长期耐心资本”
观察美国的颠覆式创新，其背后离不开两大核心要素：“疯子”（敢于为看似荒诞的长期愿景押上一切的偏执狂创业者）与“傻钱”（愿意陪伴这种偏执，等待十年甚至更久、容忍极高失败风险的耐心资本）。反观我们，拥有大量精于计算投资回报率、擅长在既定框架内做到极致的精英人才，也充斥着大量追求短期回报、渴望快速退出的“热钱”。我们的土壤更擅长培育顶尖的执行者，却难以容纳一个在车库中捣鼓、可能耗尽家财的梦想家；我们的资本能精准投出下一个商业模式清晰的消费项目，却很难下注一个十年内看不到盈利图的 在人工智能的无人区 前沿探索。这并非政策能单方面塑造，它深深植根于社会的整体风险偏好与文化基因之中。
3. 思维：深植于“追赶者”路径依赖的集体惯性
过去几十年的巨大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追赶-模仿-超越”的模式。我们有清晰的对标目标、可拆解的技术路径和已被验证的市场需求，如同技艺高超的“外科医生”，擅长在已知领域完成精密手术。然而，当面临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LLM) 等真正的前沿无人区时，前方没有地图，没有可对标的产品，只有一片混沌。此时，“外科医生”式的思维会显得无所适从，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的激励机制、教育体系与成功标准，仍深深地烙印着“追赶者”的思维模式。我们擅长攻克既有难题，却不习惯于定义全新的问题。
总结与思考
因此，我们不能仅将责任推给政策。政策固然是一个刚性框架，但它也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集体意识中对确定性的过度追求、对失败的极低容忍度以及对“离经叛道”者的天然排斥。真正需要反思的是：当下一轮颠覆性浪潮来临，它需要天真的想象力、孤注一掷的勇气以及接纳极高失败率的胸怀时，我们——无论是创业者、投资人还是普通从业者——是否真正愿意为那份巨大的“不确定性”支付代价？
颠覆式创新从来不是按图索骥。它有时需要在约束下寻找空间，但更多时候，它要求我们具备打破现有框架、甚至重建游戏规则的勇气。这份勇气，仅靠外部环境的“松绑”是远远不够的。 | 
发表于 前天 05:40
|
查看: 7|
回复: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