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站在由AI驱动的技术变革十字路口。近期，源自硅谷的裁员消息不断被媒体解读和传播。根据Layoffs.fyi网站的统计，今年已有超过218家科技公司裁员，总人数超过11万。在“硅谷10万大裁员”的叙事渲染下，不仅让从业者感受到就业市场的寒意，也引发了公众对人工智能就业替代的广泛担忧。
分析裁员的具体原因，各家不尽相同，既有业务过度扩张后的主动收缩，也有经营承压下的财务考量。部分企业在盈利增长下的反常规裁员，则被视作AI替代就业的信号。实际上，AI在本轮裁员中呈现出一体两面的复杂作用：一方面作为催化剂，推动企业进行实质性组织变革；另一方面，其带来的巨大投入预期，迫使企业进行战略聚焦与资源重配。
此次风波虽非完全由AI引发，但透露出值得警惕的信号。从个人视角，面对重大技术变革，需尽快提升适应能力，成为掌握AI技能的先行者；从社会视角，则需考虑构建制度化的社会韧性机制。在从旧技术体系向新科技生态迁移的“乱纪元”，如何平稳过渡，是一项需要多方协作的系统性工程。
回望历史：卢徳运动与张謇精神
两个世纪前，蒸汽机的轰鸣开启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机器取代人类体力劳动，塑造了现代社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然而在革命之初，蒸汽机并非完全被视为进步的象征。生产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转型的阵痛。1811年爆发的卢德运动中，工人们以砸毁机器的方式，反抗技术带来的冲击。
当时，许多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已初现端倪。1821年，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开始关注机器使用对不同社会阶层利益的影响。1839年，苏格兰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则对“机械恶魔”予以抨击，认为其破坏性将扰乱整个工人团体。
当工业革命浪潮传入东方，在江苏南通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场景。以张謇为代表的民族企业家，通过开办工厂践行实业救国；大力发展教育以提升居民素质；同时强调以仁心立业，造福社会。他在大力推进工业生产的同时，致力于实现工人、企业与社区的协同发展。
为解决工人居住问题，他亲自出资购置土地建设住宅；为缓解工作压力，在工业区修建公园；为保障健康，创办医务室。其最早设立的工人福利、工伤救助与教育培训体系，让劳动者在接纳新技术的同时，也能共享发展成果。
同样面对新技术冲击，在英国激发出“卢徳”的愤怒；在南通，张謇却将工人、企业与社区利益紧密结合，将企业发展嵌入地方整体福祉之中。对他而言，引入机器不仅为提升效率，更要改善生活、促进区域发展。这种兼顾效率与福祉的模式，使南通在数十年间从农业县转变为近代工商业城市。
技术革命的变与不变
与历次技术革命相比，今天的智能革命触及更根本的问题：当AI开始取代思考，如何确保人的主体性与意义感？尤其在AI扩展速度与广度远超以往的情况下，我们能否在真实危险到来前，拿出切实方案。
工业革命早期，机器冲击导致传统手工业者失业，但工厂同时创造了大量新岗位，吸纳了空前的产业工人，并引发史无前例的城市化。以英国为例，城市人口比重从1801年的33.8%增至1851年的50.2%。尽管因工时、环境等问题出现对抗，但由于技术扩散受物理空间制约，社会有相对充裕的时间去适应调整。
英国从19世纪中叶起，颁布了一系列工厂法规：如1833年《工厂法》禁止雇佣9岁以下童工，限制少年工每日工时。此后又陆续出台工伤赔偿、工会合法化等法律，逐步改善工人待遇。工业革命的冲击虽深刻，却留给社会足够时间理解、适应与修正，通过协商、立法、教育等机制，在阵痛中逐步找到新平衡点。
AI的技术扩散速度和影响范围，显然比过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更迅速广泛。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持续近百年；电力技术扩散需几十年；信息革命时期以年、月为单位普及；而到了AI时代，更新节奏以天计，甚至有“大模型一天，人间一年”的说法。
从标志性产品普及看，电话发明50多年后，美国一半家庭才拥有电话；广播吸引5000万听众用了38年。互联网时代，Meta吸引1亿用户用了54个月；移动互联网时代的TikTok用了9个月；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ChatGPT仅用2个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研究表明，以AI为代表的新兴科技促进的社会转变，与工业革命相比，“发生速度快10倍，规模大300倍，影响几乎大3000倍”。
就业影响方面，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未来就业报告》预测，到2030年，AI将替代9200万个岗位，同时创造1.7亿个新岗位，净增7800万个就业机会。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与波兰国家研究机构的联合研究则表明，全球四分之一岗位可能受生成式AI影响，但最可能的结果是岗位转型而非直接被取代。
对于AI影响就业的时间节点，业内观点认为，在3-5年的短周期内，可能是人机协作的蜜月期，AI尚需人类协助解决复杂问题。从5-10年的中期视角看，AI取代人类工作的风险会上升；从10-20年的长周期看，AI可能取代绝大多数人类工作，社会秩序将经历较大挑战。
与以往工业革命相比，此次人工智能革命在速度、适应性及社会协调难度上，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除就业议题外，还包括人的认知机制、教育体系、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因此，应对此次挑战，不仅要求提升个体技术适应力，更迫切地需要构建新的社会韧性机制，从社会系统再平衡的高度进行整体思考。
张謇精神对AI时代的三重启示
在后AI时代的社会秩序形成过程中，AI企业需要比以往更积极、主动地探索社会议题的解决，并及时反馈到产品责任与伦理规范中。在旧生产关系失效、新秩序未成的“乱纪元”，基于AI技术掌控者与使用者的自发、自觉意识尤为重要。
从当前实践看，各家企业正从不同切入点探索。如OpenAI创始人萨姆·奥特曼开启了无条件基本收入（UBI）实验，旨在通过发放基本收入缓解AI可能带来的就业危机，让人们从事更有创意的工作。谷歌则更倾向于理论体系构建，据《商业内幕》报道，其正在物色“高级人工智能经济学家”，探索后AGI时代的经济学、稀缺性变化及资源分配问题。
这种对技术影响与社会议题的积极介入，与百年前张謇的工业实践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具有代际效应的技术变革期，回望张謇精神的内核，依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首先是发展为先的使命追求。张謇作为清末状元弃文从商，恰是因在外出考察中看到了工业化的差距。在民族工业荒芜的年代，他先后创办纺织、面粉、造纸等二十余家企业，以产业发展带动社会进步。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发展仍是第一要务，也是科技企业应承担的时代使命。AI的突破不仅关乎技术本身，更关系产业升级、社会活力与国家长期竞争力。对科技企业而言，更强大的模型、更普惠的基础设施、更开放的生态体系，既是自身竞争所需，也是为社会经济注入新增长动能的必然要求。
其次是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只有对比工业革命早期的生产条件，才能体现张謇所创员工福利的超前性：建宿舍、修公园、提供医疗卫生，这些在当时都被视为徒增成本。但张謇反对将工人视作抽象、隔绝的个体，而是将其视为社会关系的存在，强调以己心体恤他心。
这种基于爱人、亲仁延伸出的对人的尊重，在当下的AI时代，特别是旧体系向新生态过渡的过程中，依然具有重要的方向指引意义。AI的发展不能偏离人的主体性与尊严，技术再先进也必须服从人的价值与利益。以人为本，不仅意味着保护个人权利与安全，更意味着在技术设计和应用之初，就应融入“人本”价值观的考量。
第三是社会共生的发展逻辑。张謇对南通的带动，可视为工业时代企业—社会共生发展理念的最早实践之一。在工业基础薄弱的年代，他以大生纱厂为起点，逐步带动交通、教育、医疗、商贸、城市规划等全方位建设，几乎达到一企带一城的效益天花板。
AI时代的社会共生，则呈现出更为广域、系统和结构性的特征，不再局限于一城一地、一业一企，而是跨越产业、文化、治理乃至全球智能社会秩序的系统性生态，其目标是推动形成一个更加丰裕、可持续的智能社会。
在AI快速变革的今天，回望张謇所代表的企业家精神，不仅是为汲取责任感与担当，更是为了在新一波技术浪潮中，从其精神内核里寻求一种能协调技术进步与社会福祉的智慧。其在经营企业过程中所展现的产业创新、人本精神与共生理念，对解决今天的AI议题依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发表于 14 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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