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向中国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营商发出14天最后通牒,要求有效治理骚扰诈骗电话,否则可能中断中美之间的通信服务。这一事件将全球通信网络中的安全挑战推至台前,引发对反诈技术与运营商责任的深度探讨。

尽管美国国内每年骚扰电话举报超30亿次,且多数为本地呼叫,但此次针对性通牒仍凸显国际通信治理的复杂性。从技术视角看,骚扰电话的根治依赖于运营商在通信网络层面实施监控与过滤机制。中国运营商在反诈领域投入显著,据称2024年累计拦截诈骗电话1200亿次,识别准确率高达99.7%,但用户端感知仍存在落差。
运营商现有反诈措施多需用户主动配置,例如通过官方公众号手动启用拦截功能,这对不熟悉数字操作的群体构成使用门槛。跨区域投诉流程因权限壁垒往往效率低下,导致问题反复。随着AI营销技术的演进,虚拟号码与自动化呼叫系统加剧追溯难度,单纯拉黑号码已难治本,需结合技术溯源与跨部门协同打击。

内部管理漏洞同样不容忽视。案例显示,河南电信员工曾违规接入短信网关牟利,江苏运营商中层为犯罪团伙批量办卡提供便利,昆明海关查获上万张流向缅北的SIM卡。这些事件反映代理商监管与内部合规的迫切性,强化反诈体系需从源头堵塞漏洞。
面对外部压力,运营商短期需提升技术响应效率,长期则应优化用户体验与投诉机制。利用大数据分析与AI识别技术,简化防护设置,并与执法机构共享线索,才能实现从被动拦截到主动防治的转型。

此次通牒虽具争议,却为国内骚扰电话治理提供倒逼动力。运营商需平衡国际合规与本土服务,将技术资源聚焦于实际场景,以构建更稳健的通信安全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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