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警告：富人正试图利用人工智能控制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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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技术伦理批判：财富与权力如何影响AI发展的未来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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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伦理,权力博弈,社会控制,未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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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著名社会学家特雷西·麦克米兰·科顿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无论从哪个维度审视，人工智能的未来似乎都更倾向于为富人阶层服务。

在底特律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科顿尖锐地指出：“当有人极力向你推销一个‘未来已定’的故事时，恰恰说明未来充满了变数。我认为，当前关于人工智能未来的诸多承诺，实质上是那些极其富有和有权势的群体，因焦虑于能否持续掌控我们而投射出的景象。” 换句话说，所谓“AI未来已定”的论调，更像是精英阶层为缓解自身焦虑、巩固对大众控制权而精心编织的“自我实现预言”。

这一观点跳出了单纯讨论“AI技术有多先进”的常规框架，直指技术发展背后的权力结构与资源分配问题。那么，我们应如何理解它？

目前公众对AI的讨论，常常陷入两种看似对立实则共享同一前提的平庸叙事。一种是“乌托邦式”的乐观，认为AI将解放全人类，实现财富的仁慈再分配；另一种则是“末日式”的悲观，担忧AI觉醒并反噬人类。这两种叙事都默认了一个核心前提：AI占据主导地位是不可避免的，争论的焦点仅在于结果是“好”是“坏”。

然而，未来的本质是混沌的。一个常被忽视的真相是，即便规则完全确定，系统也可能产生看似随机、无法预测的结果。当下，全球顶尖的人工智能公司似乎正面临发展瓶颈，基于大型语言模型（LLM） 的技术路径远未定型。即便是迭代到2025年底的ChatGPT，在处理“为学龄前儿童生成字母表海报”这类简单任务时，仍可能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

如果我们从“叙事即权力”的角度深入思考，会发现更多端倪。

“未来已定”本身就是一种高明的心理策略。富人与科技巨头通过构建并传播这种叙事，向公众灌输技术发展的“不可抗力”，从而诱发普遍的“习得性无助”感。当人们相信反抗徒劳时，便已在无形中放弃了主动权。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自我实现预言。这种将自身焦虑向外投射的行为，是否恰恰说明，精英阶层比大众更清晰地感知到现有技术路径内在的不确定性？

信息的作用并非总是消除不确定性，有时它被用来制造确定性的假象。科顿揭示的核心矛盾在于：资本与技术的掌控者正在向公众推销一种“科技宿命论”。他们传达的信息是：“剧本已经写好，AI将接管一切，你无法抵抗，唯有适应。”

这种策略在博弈论中被称为“先发制人承诺”。如果社会普遍相信AI统治是历史的必然，那么投资者便会蜂拥而入，政策制定者会主动让路，普通人则会停止寻找其他可能性。这并非技术发展的客观规律，而是一场隐形的心理战。通过让公众自愿放弃“说不”的权利，精英阶层无需动用强制力量，便能完成对未来图景的垄断。

面对这种宏大的叙事压迫，个体能做什么？科顿的答案简洁而有力：拒绝。

她强调：“拒绝当下对人工智能的某些预设，实际上比接受那种‘未来已注定’的说法，更能代表一个充满希望、拥有更多可能性的未来愿景。”

这里的“拒绝”，并非抗拒技术进步本身，而是拒绝交出对未来的定义权。我们正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一条是科技巨头铺设好的“高速轨道”，行程迅捷但目的地固定；另一条则是充满未知的“旷野之路”，虽然崎岖，但方向由自己掌控。

或许，根本不存在什么“预先注定”的未来。技术本该是拓展人类可能性边界的工具，而非锁定我们命运的枷锁。这一理想关乎全体人类，无关贫富。然而，在现实的结构性情前，这仍是一个需要持续追问与警惕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