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4日,时任美国总统签署了一项名为“创世纪任务”(The Genesis Mission)的行政命令。该国家级计划的核心,是整合国家实验室的超级计算能力与顶尖科学家资源,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与速度,利用人工智能的力量推动基础科学领域的突破。这无异于一份明确的宣言:美国正试图倾注国家力量,打造能够自主驱动科学发现的人工智能系统。
回顾历史,美国以国家意志集中力量攻克重大科技难题并非首次。八十多年前,正是范内瓦·布什的提案促成了汇聚全球精英的“曼哈顿计划”。那项工程不仅成功研制出原子弹,更深远地塑造了战后美国的科研体系与国家实验室管理模式,奠定了其近一个世纪的科技优势。如今,当人工智能被视为决定未来国运的“战略奇点”,美国再次站在了相似的转折点。“创世纪任务”的启动,标志着美国正式进入了新的“AI曼哈顿计划”时代。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推动这一时代转向的核心力量,并非华盛顿的传统建制派,而是一批源自硅谷、秉持特定意识形态的“科技右翼”精英网络。
从曼哈顿计划到创世纪任务,从“科学将军”布什到硅谷的加速主义者,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正在形成。一个由技术与国家意志深度融合的“大科学时代”已然拉开序幕。
二战缘起:“举国科研”体制的奠基
1939年,面对纳粹德国潜在的核武器威胁,爱因斯坦等科学家致信罗斯福总统发出警告。次年,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师范内瓦·布什凭借一份简短的提案,成功说服罗斯福总统成立国家防务研究委员会(后升级为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SRD)。此举意味着美国联邦政府开始深度介入并主导科学研究。
珍珠港事件后,战争紧迫性加剧。1942年6月,美国陆军正式启动代号为“曼哈顿工程区”的绝密项目,由格罗夫斯将军领导,奥本海默负责科学工作,史称“曼哈顿计划”。该计划汇聚了西方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包括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巅峰时期动员超过53万人,耗资巨大。罗斯福总统赋予了该计划“高于一切行动的特别优先权”。

《奥本海默》剧照
布什领导的OSRD成功验证了“跨领域、跨机构协作”的科研管理模式。曼哈顿计划的成功不仅为赢得二战做出决定性贡献,其确立的“军研一体”体系更成为战后美国科技领先的基石。战争结束后,布什在《科学:无尽的前沿》报告中主张政府应持续支持基础研究,这直接催生了美国政府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长期投入机制,促使麻省理工、斯坦福等学府崛起,最终推动全球科研中心向美国转移。
“新曼哈顿计划”:AI成为世纪的“数字核武器”
如果说20世纪的物理学家在沙漠中制造了原子弹,那么21世纪的对应物无疑是人工智能——它被战略界视作决定未来百年国运的“数字核武器”。
2025年底启动的“创世纪任务”,在官方表述中其紧迫性与雄心“堪比二战期间的曼哈顿计划”。这明确揭示了AI竞争已超越商业范畴,展现出浓厚的战略与军事色彩。该任务旨在复刻曼哈顿计划的核心逻辑:集中力量,在关键领域实现技术奇点突破。

白宫启动“创世纪”任务(来源:白宫官网)
具体而言,“创世纪任务”指令美国能源部下属的17个国家实验室全面转向AI研发,整合约4万名科学家与工程师,连接顶尖的超级计算机与科学仪器。其技术目标是构建“美国科学与安全平台”,通过分类整合公开与机密数据,训练用于基础科研的专用AI模型,实现从假设提出到实验验证的科研全流程自动化。该计划优先聚焦先进制造、生物技术、关键材料、核能、量子信息科学及半导体等六大中美科技博弈关键领域。
“创世纪”一词源于《圣经》,寓意“从无到有”。美国政府试图打造的,正是一个在国家主导下的、前所未有的“AI科学基础设施”。这不仅是2025年《美国AI行动计划》的落地,更是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策略从防御性遏制转向系统性进攻的标志。
推动者:硅谷鹰派与科技加速主义
这场“创世纪”行动的“奥本海默”们,是一群信奉技术救世主义的硅谷亿万富翁,即所谓的科技右翼。其代表人物之一是帕兰提尔(Palantir)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历山大·卡普。
卡普拥有法学与社会理论博士学位,却执掌一家深度服务于美军作战系统的软件公司。在其著作《科技共和国》中,他批评硅谷将顶尖人才浪费在优化广告与推荐算法上,而忽视了国家安全、能源、基础科研等真正严峻的挑战。他认为,AI是对人类创造性的根本挑战,若由私营部门主导将导致“非创造性的毁灭”和社会分裂,使美国在国家级AI竞争中落败。

《科技共和国:硬实力、软信仰与西方的未来》
卡普的理念已转化为实践。帕兰提尔的技术曾用于定位本·拉登,并在俄乌冲突中支撑乌克兰的无人机作战。他主张科技公司应成为国家价值观的坚定支持者,推动技术与国家使命的再结盟。
卡普并非孤例。其背后是一个以“PayPal黑帮”为核心的紧密网络,包括彼得·蒂尔、埃隆·马斯克、大卫·萨克斯等人。这群人已将影响力深入渗透至华盛顿权力核心。彼得·蒂尔是特朗普及其副手万斯的重要金主与导师;马斯克通过巨额政治献金与实权职位试图“优化”政府效率;大卫·萨克斯作为白宫AI事务负责人,着手废除前政府的AI监管框架。
正是这群科技右翼,将《科技共和国》中构想的“技术-国家”新契约逐步嵌入政策。“创世纪任务”正是其政治理念的现实载体。他们不再仅是技术的创造者,更试图通过驾驭国家意志,重新定义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方向与全球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