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位拥有超过25年经验、曾在多家德国软件公司担任CTO的从业者，对其所在国家的技术生态发布了一份尖锐的“尸检报告”，结论令人震惊：德国的软件开发已经“死亡”，且没有复苏的迹象。
虽然观点中存在部分夸大，但其揭示的许多问题却直指现实困境。
报告作者是一名来自柏林的软件企业经营者。作为一名85后，他12岁开始编程，亲历了德国技术领域的变迁。他指出，在全球顶级应用发行商中，已找不到德国公司的身影。
“我目睹了德国在技术领域的衰落，这至今让我感到不安。”作者在分析了大量案例后，得出了一个无奈的结论：如果你今天还想在德国做程序员，答案或许已经明了。
这并非情绪宣泄，而是一位资深工程师的深度反思。报告中列举了包括大众汽车集团软件子公司CARIAD在内的诸多传统企业转型失败的案例，揭示了德国软件生态的系统性问题。
德国的编程已死？
软件开发在德国从未轻松，但现在可能已被宣告“彻底死亡”。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德国经济危机（2022—至今）”已经拥有了独立的维基百科词条。
大众汽车耗资数十亿欧元却最终失败的软件部门CARIAD，仅是冰山一角。为弥补软件短板而成立的CARIAD，巅峰期员工超6000人，但在2023-2024年，大众被迫对其进行重组、裁员，并将自动驾驶等核心业务转向外部合作。
此外，德国高额的复合税负（联邦、州、市三级叠加）以及不断流失的高技能人才，共同加剧了产业困境。一个税负高企且持续失去工程师的国家，其软件产业的未来可想而知。
长期存在的“技术恐惧症”
德国虽以工程师之国闻名，但社会层面对新技术的接纳异常迟缓。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著作专门讨论计算机软件可能带来的社会危害。这种对技术细微负面因素的过度关注，已成为一种社会心态。
这种保守甚至可以追溯到汽车诞生之初。1888年，卡尔·本茨的妻子贝尔塔·本茨完成人类首次长途汽车驾驶，但此行在当时是“非法”的，仅仅因为法律尚未对此类行为做出规定。
贝尔塔·奔驰在1888年进行了首次长途驾驶（来源：梅赛德斯-奔驰集团）
1909年讨论《帝国机动车交通法》时，理性与创新曾一度占上风。然而，当软件时代来临，这种精神已消失殆尽。在德国，机械工程备受尊敬，而软件开发却常被轻视。政府对软件创新也缺乏实质兴趣。
伪装成“技术人员”的经理
在德国企业里，开发者常常需要向几乎没有软件工程背景的经理、CTO或“技术负责人”汇报。例如，CARIAD的董事会成员背景多为工商管理、机械工程甚至哲学，缺乏真正的软件专家。
这种问题在非软件主营的公司中更为突出。例如，由公共资金资助的德国ARD Mediathek流媒体平台，因技术管理层经验有限，其各平台App经常出现卡顿、崩溃等问题。即便在真正的软件公司，也常见由非专业人士管理技术团队的情况。
那些取得巨大成功的德国裔软件创业者和工程师，如Peter Thiel (PayPal)、Tobias Lütke (Shopify)等，其成功几乎都发生在德国之外。大量高水平德国软件工程师早已流失。
程序员被系统性压制
当组织由技术外行领导时，真正的专家反而难以施展。经验丰富的开发者会对管理者的权威构成潜在威胁，导致冲突。一位在德国工作五年后离职的工程师坦言：“感觉每天都在给管理层上计算机科学入门课，所以我去了美国。”
在这种环境下，常见的组织病态包括：
- 倒金字塔结构：管理者数量远超一线开发者。
- 技术债累积：只关注功能交付，无视系统维护与架构健康。
- 成本失控：忽视软件开发固有的非确定性与复杂性。
- 高流失率：团队士气低落，人员流动频繁。
- “灯塔项目”：开发软件只为取悦管理层，而非解决用户真实需求。
除了SAP，德国DAX指数公司的董事会中均无软件工程背景的成员。这意味着，德国的软件工程师缺乏高层同盟与职业上升通道。在许多公司，非技术背景出身的CTO或技术负责人如何有效管理Java等复杂的企业级技术栈，成为一个普遍难题。
开发者开始收拾行李
人才外流正在加剧。每年有超过30万高技能德国公民离开，且流出大于流入。Google、Amazon等国际巨头直接在德国顶尖高校进行“点对点”招聘，并将毕业生直接送往美国。
与此同时，德国的官僚体系严重阻碍了海外人才的引进。例如，柏林明星创业公司GetYourGuide曾聘请前Netflix工程总监，但德国当局耗时长达6个月才处理完其工作签证。对于中小企业而言，从海外招聘工程师的难度更是难以想象。
对越来越多的软件人才而言，留在德国的劣势已远超优势。
一个“晚熟”且不友好的市场
健康的开发需要活跃的社区和愿意尝鲜的早期用户，但德国两者皆缺。在技术采纳曲线上，德国社会通常属于“晚期大众”，对电动车、互联网乃至AI的态度都偏向保守和怀疑。
开发者经常需要先向德国用户证明其产品“存在的合理性”，市场对新软件的渴望非常稀薄。这迫使许多德国开发者不得不将产品首发市场定在美国、英国等英语国家。
来自个人应用的销售数据佐证
作者个人的iOS和macOS应用销售数据提供了直观证明。与美国、英国等市场消费者表现出的热情与开放相比，德国市场的反馈始终显得冷淡和薄弱。专为德国市场定制的软件，往往难以生存或走向全球。
作者应用在全球各市场的销售占比
根深蒂固的伤害
作者回忆，在2000年他选择软件工程时，老师认为互联网是“昙花一现”；2005年他使用带大屏幕的HP iPAQ手机时，仍被朋友嘲笑。尽管iPhone的发布颠覆了认知，但德国社会接受新技术仍然缓慢。
这种技术恐惧有时会无视明确的市场事实。例如，作者早年为PalmOS开发软件时，这在德国被视为怪癖，尽管当时PalmOS设备的全球销量已超3500万台。这种过度的怀疑已从建设性讨论演变为对经济社会的真实威胁。
早在1999年为PalmOS开发软件
压垮生态的最后一颗钉子
欧盟出于对美科技公司的对抗性监管，导致多款AI模型无法在德国发布，甚至iPhone的屏幕镜像功能在德国仍不可用。这成为压垮德国软件开发生态的最后几颗钉子之一。
高税负、官僚主义、技术恐惧的社会氛围以及几乎不存在的本土软件市场，多重问题叠加的结果就是：程序员们纷纷离开。
曾经享誉全球的技术盛会“汉堡混沌通信大会”(Chaos Communication Congress)，也逐渐从纯技术交流转向政治议题主导，这象征性地反映了德国整体技术态度的转变。
在一个由软件定义的世界里，主要依赖传统工业创新的国家将难以维持长期经济增长与繁荣。政府负有责任，但德国社会自身也需反思。
报告最后心碎地指出：德国的编程生态，已经彻底“报废”。这不仅是“编程”的困境，在AI席卷全球的当下，此份报告也为任何希望站在技术前沿的国家与地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反思素材。
参考链接：
https://medium.com/@jankammerath/programming-in-germany-is-dead-a-developers-autopsy-report-ada0cfb1221e
https://germanautopreneur.com/p/cariad-volkswagen-software-failure-lessons
发表于 10 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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