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来越多的时尚品牌,开始与“书”紧密结合。
例如,MiuMiu在全球多个城市发起了“夏日阅读”活动,相关话题在小红书上的热度一度接近30万。更早一些,2023年夏天,LV在上海开设了三间限时书店,活动规则是买两本书就赠送一个印有LV logo的帆布袋。便宜的书籍迅速售罄,后来者甚至不惜花费880元购买两本大部头,只为获得那个帆布袋。
此外,法国品牌Lacoste为庆祝90周年,将阿那亚的“最孤独图书馆”内部主色调改造成了标志性的“鳄鱼绿”。澳大利亚护肤品牌Aesop也在上海旗舰店推出了“女性图书馆”主题空间。
这引出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为什么这些走在潮流尖端的时尚品牌,纷纷对“书”产生了兴趣?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商业逻辑?
时尚圈爱书,是因为书“好用”?
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有一句著名的论断:“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人们总是把物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
换句话说,我们购买一件商品,往往不仅看重其使用功能,更看重它所能传递的信息。你穿什么、用什么,都在向外界无声地宣告你的身份、圈层和品味。
从这个角度看,书籍的优势就非常突出了。它可能比其他物品更适合作为“自我表达”的工具。
设想一下,如果你想向他人展示自己有品位、有思想,通常有几条路径:精心穿搭,但这需要审美和搭配技巧,且极易被模仿;出入高级餐厅,但这存在社交风险且无法持续展示;欣赏古典音乐,但这需要真正的鉴赏力,门槛颇高。
而书籍则不同。它的妙处在于:书籍自带清晰的文化标签,且你无需过多解释或表演,仅仅“拥有”这个动作本身,就已经完成了信息的传递。
你手里拿着一本《百年孤独》,他人很容易联想到魔幻现实主义、拉美文学与诺贝尔奖,进而认为你具有国际视野和文学品位。你桌面上放着一本《存在与时间》,他人会推测你可能对哲学有深度思考。
请注意,这里的关键点往往不在于是否“读完”,而在于“拥有”。这或许正是时尚品牌所看重的——它们意图借助书籍强大的符号价值,来精准地筛选和定义自己的目标客群。
我们可以看几个具体的案例:
MiuMiu在活动中选择赠送简·奥斯汀的《劝导》和西比拉·阿莱拉莫的《一个女人》,这两部都是女性主义经典作品。这个选择颇具深意:为什么不是更广为人知的《傲慢与偏见》或《简·爱》?因为《劝导》讲述了女性在社会压力下坚守自我的故事,《一个女人》则直接描绘了二十世纪初意大利女性的觉醒。这两本书共同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MiuMiu的客户,是关注女性力量、拥有独立意识的新时代女性。
再比如Prada,它曾委托小说家奥特莎·莫什费格创作短篇小说集,仅在纽约、东京、米兰等全球少数城市的特定活动中赠送给受邀嘉宾。注意,是“赠送”而非公开售卖。这无异于在宣告:我们的客户圈层是全球精英,获得这本书本身,就是一种身份认证。
可以发现,这些品牌运用书籍的策略,本质是同一件事——利用书籍作为媒介,来定义“我们是谁”。因此,时尚圈亲近书籍,或许不仅仅因为书籍“好看”,更因为它“好用”。
什么样的书最“好用”?最能“替你说话”的书
那么,下一个问题随之而来:什么样的书最好用?为什么某些书备受品牌青睐,而另一些书则从未出现在这类营销活动中?
观察各类读书榜单和品牌合作书目,能发现一些有趣的规律。
首先看文学类。你会发现,品牌偏爱的作家,其名字本身往往就是一个强大的文化标签。
例如,马尔克斯关联着魔幻现实主义、拉美文学爆炸和诺贝尔奖;加缪代表着存在主义与思想深度;毛姆则让人联想到理想与现实的永恒冲突。
对比来看,村上春树似乎比东野圭吾更适合作为“人设道具”。东野圭吾的作品如《白夜行》固然精彩,但“推理小说”的类型标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符号价值的广度。而村上春树则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跑步、爵士乐、意大利面、孤独且内向的主人公……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一种备受当代年轻人认同的生活美学。拥有一本村上春树,传递的不仅仅是“我读过这本书”,更是“我认同这种生活态度”。
所以,最好用的书,未必是最好读的书,而是最能“替你说话”的书。
另一类备受青睐的书籍,是那些以艰深著称的“天书”。有时,阅读难度本身反而成为其吸引力的一部分。
例如《追忆似水年华》。这部超两百万字的巨著,以其意识流的叙事和缺乏明确情节线而闻名。书中最为人熟知的“玛德琳蛋糕”段落,用数十页篇幅描写的并非具体回忆,而是“回忆”这个心理过程本身。这种“啰嗦”恰恰成为它在部分文艺青年心中的魅力所在。
因为“读完”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宣言。当你在社交平台展示这本书并配文“终于读完”,你传递的信息是:“我拥有足够的闲暇与耐心”,更重要的是,“我与大多数人不同”。在这里,阅读难度即身份标识。
《百年孤独》同样如此。其复杂的家族谱系、交错的时间线和魔幻现实交融的叙事,让许多人中途放弃。但正是这种复杂性,让它成为绝佳的“社交货币”。在桌上放置一本《百年孤独》,无声地宣示着:“我有能力并有意愿攻克复杂的文本”,“我关注并理解拉美文学”。在社交媒体上,这类书的出镜率远高于通俗易读的畅销书。
不同类型的书籍,承担着不同的“表达”功能:
- 哲学类(如《存在与时间》《道德经》):常被置于书架醒目位置。它们代表“思想深度”,关键在于“拥有”,而不一定“读完”。
- 艺术设计类(如安藤忠雄、原研哉的作品集):体现“视觉格调”与“极简美学”。其价值在于“所见即品味”,是生活方式的实体确认。
- 社科历史类(如《人类简史》《乡土中国》《万历十五年》):彰显“思想性”与“独立思考能力”。它们代表了跨学科视野、对社会结构的理解或独特的历史观。
这些书籍早已超越了知识载体的单一角色,成为了鲜明的身份标签。
实际上,借助书籍传达身份的做法古已有之。古时“六月六晒书”的风俗,后来演变为世家大族展示文化底蕴的“较量”。《世说新语》中记载,名士郝隆在别人晒书时袒腹晒肚,声称“我晒书”,便是“腹有诗书”的生动诠释。古人早已深谙此道:书籍不仅是知识的容器,更是身份的象征。
当然,将书籍完全视为“符号”或“标签”,听起来或许有些功利。但换个角度想,这未必是坏事。人天生有表达自我、寻求认同的需求。通过书籍来进行这种表达,或许比通过其他消费物品更为健康。而且,许多时候,“拥有”恰恰是“阅读”的起点。为了一张照片而购买《百年孤独》的人,也许在某一天,就会真的翻开它,走进那个马孔多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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