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驱动的监控技术如何暴露美国法律体系的老化问题

（来源：麻省理工科技评论）

近日，美国国防部与人工智能公司Anthropic之间的公开对峙，将一个深层次且悬而未决的问题推到了聚光灯下：现行法律是否真的允许美国政府对本国公民实施大规模监控？

答案出人意料地模糊。距离爱德华·斯诺登揭露美国国家安全局大规模采集美国人手机通话元数据已过去十余年，美国社会仍在努力弥合公众认知与法律实际允许范围之间的巨大鸿沟。

这场对峙的导火索，是五角大楼希望使用Anthropic的AI模型Claude来分析涉及美国公民的大宗商业数据。Anthropic则坚持其AI不得被用于国内大规模监控（以及“自主武器”）。谈判破裂仅一周后，五角大楼便将Anthropic列入了供应链风险名单，这个标签通常专门用于被认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外国企业。

与此同时，ChatGPT背后的OpenAI签署了一项协议，允许五角大楼将其AI用于“一切合法目的”。批评者认为，这一宽泛的措辞为国内监控留下了后门。随后一个周末，大批用户卸载了ChatGPT以示抗议。在OpenAI旧金山总部周围，抗议者用粉笔在地面质问：“你们的红线在哪里？”

OpenAI迅速在周一宣布修订协议，明确禁止其AI用于国内监控，并补充说不会向美国国家安全局等情报机构开放服务。其首席执行官奥特曼暗示，现行法律本身就禁止国防部对美国公民进行国内监控，OpenAI的合同只需援引相关法律即可。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战争部认同这些原则，并将其体现在法律和政策中，我们也将其写入了协议。”

然而，Anthropic的首席执行官达里奥·阿莫迪持相反观点。他在一份政策声明中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此类监控目前之所以被认为合法，仅仅是因为法律尚未跟上AI能力的爆炸式增长。”

那么，到底谁说得对？法律是否真的允许五角大楼借助AI来监控美国人？

被AI扩展的监控能力

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界定“监控”。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的艾伦·罗曾什泰因教授解释道：“很多普通人认为是搜查或监控的行为……在法律上实际上并不构成搜查或监控。”这意味着，例如社交媒体公开帖子、公共监控摄像头画面、选民登记记录等信息，都属于可以合法获取的范围。对于外国公民实施监控时“附带”收集到的美国人信息，也同样如此。

一个尤为关键的灰色地带是：政府可以向数据经纪公司购买商业数据，而这些数据可能包含手机定位记录、网页浏览历史等极为敏感的个人信息。近年来，从移民海关执法局、国税局到联邦调查局和国家安全局，越来越多的美国政府机构开始大规模接入这个由互联网广告经济驱动的数据市场。这些数据集让政府得以绕过正常情况下需要搜查令或传票才能获得的敏感信息。

“政府可以采集的美国人信息数量庞大，而这些信息本身既不受宪法第四修正案约束，也不受成文法规制，”罗曾什泰因说。更关键的是，法律对于政府如何使用这些数据，几乎不存在实质性限制。

这是因为，美国主体监控法律的框架形成于一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第四修正案旨在保护公民免受不合理搜查和扣押，但其诞生时，“搜查”几乎等同于闯入他人住所。此后制定的关键法律，如1978年的《外国情报监视法》和1986年的《电子通信隐私法》，针对的也只是电话窃听和电子邮件拦截。

简而言之，规范监控的主体法律大多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就已定型。那时，人们不会留下海量的数字足迹，政府也没有分析这些数据的复杂工具。如今，这两点都已彻底改变，而AI技术正将监控能力的边界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

罗曾什泰因指出：“AI能做到的，是将大量单独来看并不敏感、因而单独来看也不受监管的信息汇聚在一起，从而赋予政府此前所不具备的强大能力。” AI可以聚合零散的个人数据点，识别模式、推断关联，并大规模构建详细的人物档案。只要政府是以合法途径采集了这些原始信息，理论上就可以随意使用，包括将其输入AI系统进行分析。“法律尚未跟上技术的现实，”他总结道。

尽管监控引发严重的隐私担忧，但五角大楼在处理涉及美国公民的数据时，也可能存在正当的国家安全考量。前五角大楼军事情报官员洛伦·沃斯表示：“采集美国人的信息，必须限定在非常具体、正当的任务范围内。” 例如，反间谍行动可能需要调查一位为外国势力工作的美国公民。但这种定向的情报需求，有时会演变为更广泛的数据采集。“这类扩大的采集确实会让人感到不安，”沃斯坦言。

合同与法律的模糊边界

OpenAI修订后的合同规定，其AI系统“不得被故意用于对美国公民和国民的国内监控”，并且需与相关法律保持一致。条款进一步明确，这一禁令涵盖了“对美国公民或国民的蓄意追踪、监视或监控，包括通过采购或使用商业获取的个人或可识别信息”。

然而，这一新增条款能否有效覆盖合同中依然存在的“一切合法目的”的允许条款，是个疑问。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杰西卡·蒂利普曼教授分析道：“OpenAI在合同里可以随便写什么……但五角大楼会将这项技术用于它认为合法的一切用途。” 这可能就包括国内监控。“大多数时候，企业没有能力阻止五角大楼做任何事，”她说。

修订后的措辞也留下了一些未解答的问题，例如对“无意为之”的监控如何处理？对居住在美国境内的外国公民或无证件移民的监控是否被允许？“如果各方对法律的理解存在分歧，或者法律本身在未来发生变化，又该怎么办？”蒂利普曼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OpenAI并未对置评请求作出回应，也未公开新合同的完整文本。

除了合同语言，OpenAI表示将部署技术保障措施来执行其禁令，包括一套负责监测和拦截禁用用途的“安全栈”，并派驻员工与五角大楼协同工作、全程介入。但目前尚不清楚这套“安全栈”如何实际限制五角大楼对AI的使用，以及OpenAI员工对其AI系统使用情况的可见度有多高。

更重要的是，合同是否赋予了OpenAI在政府进行“合法”使用时单方面阻止或切断技术的权力？这一点仍不明朗。不过，缺乏这种权力未必是坏事。赋予私营AI公司在政府行动中随时关闭技术的权力，同样存在风险。沃斯警告说：“你不会希望美国军方在合法执行国家安全任务时，被一家私营企业切断技术。” 但她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国会不应划定明确的法律红线。

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它们触及了隐私权与国家安全之间极其艰难的平衡点。也正因如此，或许应该由公众通过立法程序来决定，而不是在行政当局与少数几家AI公司的闭门谈判中悄然敲定。就目前而言，对军事领域AI应用的监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合同条款，而非清晰的国家立法。

部分国会议员已经开始行动。俄勒冈州参议员罗恩·怀登正寻求两党支持，推动针对大规模监控问题的立法。他长期倡导立法限制政府购买商业数据，其中包括自2021年首次提出但至今未获通过的《第四修正案不容出售法案》。怀登在近期的一份声明中强调：“基于这些数据为美国人构建AI档案，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大规模监控扩张，不应被允许。”

这场围绕AI与监控的争论，凸显了技术革新对传统法律秩序的冲击。对于更广泛的技术治理议题，例如智能与数据领域的伦理与规范，相关讨论也正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原文链接：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6/03/06/1134012/is-the-pentagon-allowed-to-surveil-americans-with-ai/